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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然说出一句：“想不到非洲也有这么大的商机，那么穷的地方，王班长居然赚到了钱。”
妍子说：“你没跟他接触过，你不知道，比猴子还精的人，是什么样。”
小苏的老婆说到：“王总我还算了解，他只是不甘于平庸，喜欢折腾而已，当然聪明是肯定的。”
李茅问到：“庄哥，你最了解他了，你说说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”
当温州的部分小工厂生产过剩时，王班长在非洲开辟出新的天地，他自称自己是非洲雄狮，倒让我联想到一个词：草莽英雄。
“他是个草莽英雄，我只能这样形容。原来在北京做手机生意好好的，全部丢掉到非洲去闯荡。去年，温州部分滞销的日用品，他拉到非洲赚钱了。光做中非贸易这块，他就赚了几千万，这才仅仅一两年时间，他又开始研究新的项目了。”
我看到妍子的眼色，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，马上把话题移开：“反正，他就喜欢找新东西、新市场，做生意赚钱仅是他目的之一，换新花样找成就感，也许才是他最大的动力。”
小苏说到：“我是哪样赚钱我做哪样，他是什么？”
“他是哪样没做过，就试着做哪样。”
李茅说：“这是探索者啊，好奇心和行动力，几乎与科学家一样的品质。”我笑到：“你也把他说高了，其实，我们兄弟有的毛病，他一样不少，但他的这个优点，我们倒是都没他强。”
关于未来可能的合作伙伴，大家都有兴趣研究。小苏问到：“你陈班长不是也很优秀吗？他与陈班长比呢？”
“两种类型吧，陈班长优秀体现在稳重，他做事时的最大思维是：避免失败就是成功。而王班长做事时，想得最多的是：我试过了，我就算成功了。”
当他们还在回味我所说的话时，我解释到：“这也许与他们的性格有关。性格的形成，也许与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关。陈班长长期处于生存压力之下，他是全家的唯一支撑，他失败不起。而王班长家庭条件较好，所以对失败的容忍度比较高，让他瞎折腾的爱好受到了保护。”
为了说明这个问题，我没必要透露这两人的隐私，但可以拿现场的人打比方。“比如王班长就是妍子，开酒吧是爱好，失败了也没什么了不起，万一成功了呢？那是自我实现。小苏做生意就是陈班长了，不能失败，只能成功，所以就比较保守。以前是为钱所迫、现在是为情所困。”
大家听出我玩笑的意思了，都朝小苏和他老婆看，首先是李茅没忍住，也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然然显然不没从非洲的市场中走出来，冷静下来后继续重复了她的不理解：“为什么在非洲能赚那么多钱呢？是中国人现在变聪明了吗？”
她这种人，其家庭和成长经历，造就了她的思维方式。相信资本的力量，非洲没有资本；相信知识的力量，中国人能这么聪明？
“你凭什么认为非洲就赚不到钱呢？”李茅这个问题是反问，其实，他也有与然然一样的疑惑。
“中国跟非洲人打交道也有好几十年了，不仅没赚到钱，反而是援助援建贴钱，怎么，现在，是中国变了？非洲变了？还逻辑变了？”
我一听，这是典型的逻辑思维习惯了，这三问就是对推理三段论每一段的怀疑。在三段论中，任何一部分为假，那么整个结论就为假。反之，当事实不符合原来的推理结论时，反过去检查整个推理的三个论段，肯定是至少某段出了问题。这是学院派知识分子思考的方式，如果没有经过大学培训的王班长在这里，他无法适应这种推理方式，当然他本人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。
大家都在想，当然最先想到的还是我，因为我最了解，也在经商第一线，最直观。
“从绝对意义上讲，然然所说的三个，都变了。这当然是个哲学判断，依据是运动的观点、发展变化的观点。我们最重要的是寻找相对意义上的变化，依我的看法是：主要的因素是中国变了。”
李茅这才反应过来：“对，庄哥说得对。当今世界上，变化最大的，当然是中国。我觉得，中国与非洲的关系，从原来的政府间关系为主，转换为民间交往为主，这给了民营企业以机会。比如中国的改革，就是化整为零的战术。将大集体的农村土地化分为家庭小承包，将大工业的体系中允许乡镇企业或民间作坊作补充，将大商场划分为小柜台出租，现在全国最大的中外民间贸易市场义乌，卖的主要是小商品。化整为零游击战是我们民营企业家的强项，也是中国人的优势，当年日本人也没办法对付的。”
李茅虽然是理科生，但对军事之类的东西感兴趣，最喜欢在我这当过兵的人面前引用军事术语，这虽然幼稚，但可爱。
当然，理科生毕竟是理科生，他除了用比喻等不靠谱论证方法外，也少不了理论的严肃总结：“解放每个人的创造力，这就是改革吧；解放所有地域和市场的束缚，这就是开放吧。”
搞得像个政治家似的，总爱发表一些纲领性的东西。我岳父是这样，老一辈的人都有点这个倾向，跟谁学的？
当然，在然然面前，我得表示出对他的肯定，人家要结婚了，过几天的新郎官，也是官嘛。
“李茅说得有道理。每个人的创造力被解放后，总有些英雄杀在前面。”我的点评增加点感情色彩，这里毕竟是酒桌，况且还有感性的、水灵灵的女人们。
“我觉得，是差距引起的。”妍子平时不参与理论纠缠，但今天估计喝了点酒，兴奋起来了：“我也知道他在温州进货的东西，他是赚了钱。其实那些东西在我们中国看来，都是比较低端的，虽然是合格品，但基本没有品牌，都是原来小工厂的杂牌子，这在中国是乡镇市场上卖的，还卖不出价。生产这类东西的厂家，我所知道的，在温州，也有些倒闭转产了，因为这东西过剩，在中国不赚钱。但是，这东西到非洲，就不同了，既然在中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，那在非洲就算是好东西了。据王班长家属讲，他的批发市场就在非洲的大城市。比如在非洲，用得起微波炉的，都是条件比较好的人。但也架不住原来产品的价格高昂，原来的微波炉都是欧洲来的，价格是我们国家的好几倍，人家花钱也心疼。我们的货虽然不是品牌，但照样合格耐用，钱是人家的一半，甚至一半都没有，人家不欢迎？所以，嫂子说，他们的货有时还没进港，批发商的预付款就打过来了。你们说，我们过剩的东西在非洲抢手，这是不是因为生产水平的差距造成的？”
从李茅的巨型宏观突然跳到妍子的具体微观，这种讨论充满张力，张力，让讨论有了生机和可能性。
也许是受到妍子发言的鼓励，一直不怎么开口的小苏的夫人也冲了出来：“我觉得妍子说得对。我是站柜台出生的，王经理的方式我也了解。比如妍子开酒吧，卖高档红酒，但代替不了奶茶店，还有靠边卖冰棍的，各种消费的档次差距，就注定了各种消费市场的存在。别说是非洲与中国，就是中国内部，乡镇市场的东西和西单商场的东西，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？别说是大中国，就是在北京，差距也无处不在。就说这手机。王经理当年卖杂牌子，隔壁大品牌的体验店，营业额也不一定比我们好。现在我们开的这店子，定位于二流品牌，不也还是有市场？中国本身就存在巨大差距，所以，高中低档的东西自然就冒出来了。欧洲要高端的，我们有。非洲要低端的，我们也有。有差距就有商机，这是我体会的。”
来自一线的体会，总是充满感情，充满说服力。
小苏对老婆的疼爱，此时体现在语言上对老婆背书：“我也觉得是这样，你想，欧美人总是造高档的东西，为什么？利润高呗。如果他们产低档货，谁来支撑高工资高福利？我们中国人就不同了，劳动力成本低，刚刚脱贫要消费，这就有市场。民劳作坊要生产，就提供低端产品。我们不嫌工资低，只要比种田效益高就行。你们看看，只要有钱赚，中国人要他每天加班，都有人干。最近流行一个词，叫人口红利，我不太理解，估计然然学过，大概是中国劳动力便宜造成的吧。”
又从微观扯到宏观，小苏也是照顾学院派感情吧，他这个人，善于观颜察色，左右逢源。
“人口红利是个比较热的概念。”然然当然比较理论比较高端了：“我们中国人刚从贫困线中解脱出来，拥有巨大的致富热情和劳动人口，光这还不够。如果光人多，与非洲就没差距了。关键是，我们劳动力素质高。中国一半以上劳动人口都有中学以上教育经历，这可是工业化必备的劳动基础，这个素质是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比较不了的。中国还有完整的工业体系，这也是所有非洲国家比不了的。你想想，用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素质，给发展中国家的工资，这劳动效率和成本，就造成了巨大优势。林毅夫教授把这个优势做了个总结，叫比较优势论，目前在学术界，这个理论热度不小。”
比较优势论，与市场差异化竞争，当它们碰在一起的时候，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改变。在这个改变中，王班长只不过是千百万冲锋队中的一人，妍子随后的发言就是证明：“其实，我们温州，已经有好多人到国外去了。非洲是一部分，还有东欧，还有俄罗斯，还有的在欧洲巴黎、意大利，按这个理论，他们都是在差异中找商机，在比较优势中发财。”
学得快，悟得快。对于赚钱的理解，妍子不需要学习，这只是她的本能。
妍子的话总是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，她是成功者，来自于一个盛产成功者的地方。小苏说到：“温州人，盛产英雄。我记得，我老家那穷的位置，在我小时候，就有温州人去做小生意。现在满世界跑，天生就是做生意的人种。什么原因呢？”
妍子不回答时，我得硬答,老公的责任要扛在肩上：“我估计，温州这地方人多地少，必须出来找饭吃，这是逼的。另一方面，靠近江浙，工商业有传统，上海金陵，历史上与乡间的差距巨大，他们善于找市场差异。他们是中国最负盛名的行商，善于在坐商与官商之间，寻找利润。”
妍子崇拜地看着我，她没有理论，我在她眼中，就是理论家。
但是今晚最闪亮的女人，不是高高在上的然然，也不是成功证明的妍子，而是小苏的老婆，要说原因嘛，秘密在她的大肚子上，她一个人说话，思维的估计是两个人。
“我觉得，王经理还有个特点，大家注意过没有，反正我家小苏也有些这个特点，就是善于了解需求。”她这一说，我和李茅不约而同地想到另一层去了，盯着小苏看，小苏没明白过来，妍子明白了：“你们男人，就爱乱想，人家是讲的了解顾客和市场需求，不是了解女人。”
笑声这才放肆出来，然然有点脸红，小苏老婆倒不在意：“你们想，他们都是从底层出来的人，也见过一些市面，善于设身处地观察别人的需求，善于耐心沟通了解别人的愿望，善于通过小事情来测试市场的变化。这是他们的优点，你们不要笑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就拿现在我们卖的手机来看，你们总认为黑白灰银几中颜色才是销量大的设计，但是我家小苏非要让厂里设计一些红绿蓝的彩色外壳，而且可以互换，这是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因为我们原来都有过喜欢艳丽色彩的经历。我们打工时，我们的老乡们在外地时，住工棚、整天上班加班，生活单调灰暗，需要用色彩来调节，弥补。美是什么？满足并改善生活，就是美。对不对？小苏懂，王经理懂，我也懂，因为，我们本身就是从那个消费层次过来的人。”
她这一说，大家都理解，穷过的人，理解穷人。乡村杀马特，也有一颗向上的心。
李茅此时估计被触动了：“要说差异化，要说草莽英雄，我们这个行当也是。计算机技术起源于西方，我们要跟他们拼机器语言、芯片设计制造、基础软件架构，还不行。从基础上不行，我们就不行了吗？我们从应用端入手，从功能实现上发力，不也是一种创新？我们崭时产生不了伟大的数学家和计算机伟大革命，这需要积累和时间。但我们国家近些年毕业了多少理工科大学生，这数量巨大的工程师预备队，难道在工程技术领域内，不可以和西方进行差异化竞争吗？阵地战不行，难道不可以变为运动战和游击战吗？战争不一定是对称的，也可以非对称。”
我就烦李茅，举例说明专业问题，非要扯上他并不专业的战争。但他讲得气宇轩昂、鼓励人心，总体上也是可以鼓掌的。然然的支持有限，但在我们心中，李茅也算是草莽英雄之一了。
虽然是研究他的婚礼，这酒席的主题已经改变。李茅仿佛对草莽的定位感兴趣，估计他的内心中，也有英雄主义情结。这是我学心理学后，喜欢观察的角度。
“庄哥，你是搞文化和哲学的，在你看来，草莽英雄涌现的时代，究竟是好还是坏？”
这个问题太大了，但我得回答，因为这个比较靠近我的强项。但谦虚为先：“李茅不要跟我扣帽子，说我是搞哲学的，我只是爱好者。我真实的身份你们也清楚，与这关系不大。”
小苏是好事者，他要挑起话题：“庄哥，你现在对自己的定位改了吗？让我猜猜，你现在定位的真实身份：是股东？我们三人都是股东，没有独特性；是工厂主？算是，温州那个厂，你经营得不错。但是，毕竟开创者是妍子的父母；是算命的人？街头多的是，只不过你多看了几本书，算得准些而已；是生意人？我们都是生意人，这个排除。算了，你自己说，你定位是什么。但是，条件是：必须是你自己最独特的定位，不能跟别人重合。”
他这明显是挑事，当然也是为了把大家关注的目光，向我身上吸引。
“我是高妍的老公。”当我说完这个定位后，李茅说我有点耍赖，小苏苦笑但无法反驳，另两个女人意味深长地看着自己的男人，只有妍子，在扫视了在座的表情后，嗔怪和骄傲同时在她的目光中闪现，满意极了。
还得回答李茅的问题，他又将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到问题本身。
“从中国最古老的思想家老子的学问来说，英雄辈出的时代，是最不好的时代。比如春秋五霸的时代、五胡乱华的时代、三国纷争的时代，一直到近代的中国军阀割据的时代。所以，老子说：绝圣弃智，天下太平。”
“那就是不好哟”李茅急于得到结论。
“在那个时代，是不好的。为什么，这个结论绝对适合中国农业社会。农业社会，在人口与土地关系上来说，是一个超稳定结构，如果要是这个稳定结构被突破，就是天下大乱的时候到了，就会出现大量圣人和英雄的出现。圣人在寻找道路，英雄在闯出道路，总是，是原来的道路被破坏的产物。这对农业社会的政治家来说，要极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，因为，这意味着政权失控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政治家发明了一套办法。用科举制度，来规范或者说是扼杀聪明人的创造力，大家知道，创造性有时也等于破坏性。用土地制度来束缚劳动力，让英雄没有产生的人力基础。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配合科举制度，让中国的超稳定结构延续了两千年，这也是控制英雄出现的制度。当然，也出了大量所谓英雄，本身就是贵族和节度史之类，这只不过是大政权与小政权的矛盾。但出现草莽英雄，就是最坏的时代了，陈胜吴广成草莽英雄与梁山好汉的原因是一样的，社会矛盾的极大逼迫，人活不下去，就反了，社会剧烈动荡，用鲜血和生命，重塑下一个平衡。”
李茅说道：“你这是个新历史观，我没听说过，果然是高手，庄哥，继续。”
“但是，在今天，逻辑变了。”我一说到逻辑这个词，然然的目光中也产生的光亮，我知道她熟悉这个。
“今天，我们中国第一次站在了工业化的起点上，甚至还不得不迎接信息化的到来。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经验的东西。我们为了保持稳定，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，但成效呢？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。为此，我们开始了改革，放开户籍、土地的限制，将读书人从单纯的国家分配工作导入到参与经济发展的事情上来，总之，是鼓励草莽英雄的产生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政府的决心简直是开天辟地，这是两千年来，中国政治家从没有干过的事，没有人敢干的事。虽然每个王朝的建立都或许是草莽英雄出生，但他们当政过后，就要压制和杀死这些草莽英雄，因为，他们是不稳定的源头。中国几千年来，无一例外。但今天，中国政府以极大的自信和民族责任感，冒着政治被威胁的风险，放开英雄的自由，让他们遍地闯荡，这得是多大的勇气？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勇气！邓公是最猛的英雄。”
“为什么这种英雄的产生，既推动了中国的发展，又没威胁政治呢？”李茅的问题已经非常尖锐了，得慎重回答。
“本来统治与被统治是一对矛盾，但是，只要找到了最大公约数，矛盾可以维持在动态平衡之中。”我在说这段话后停顿了一下，然后一字一句地说到：“这个最大公约数是：政府和人民都相信，我们能致富！”